2003年，梅艳芳去世不久后，他的主治医生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其实梅艳芳的病完全是有可能治好的，但就因为一件事，她主动放弃了治疗！”
2001年，一张清晰的肿瘤影像图摆在诊室的桌面上，那个直径约三厘米的阴影，在现代医学眼里并非死局。
按照当时香港的医疗水准，如果能够果断切除病灶，配合系统的放疗，五年的生存概率高达85%以上。
这在肿瘤科简直是堪称“稳妥”的胜算，然而在这个近乎必胜的赌局面前，梅艳芳却是个异常冷静的“反叛者”。
她做决定的速度快得让医疗团队愕然，不到三天，她就否决了那个保命的最佳方案，转而指向了那个风险极高、甚至可以说是早已布满荆棘的保守治疗之路——局部放疗配合口服药物。
医生试图用“活着最重要”的普世逻辑劝她，可对于她而言，“活着”的定义必须建立在完整的自我之上。
那一刀下去，切断的不仅仅是一个器官，更是她赖以生存的歌喉，以及她内心最隐秘的那个“母亲梦”。
她这一生如浮萍般漂泊，从小就没有真正安稳的家，虽然身边朋友成群，但内心深处对于孕育生命的渴望，是一种近乎执念的软肋。
如果失去了做母亲的可能，如果那把带她登上巅峰的嗓子变了质，即便肉体存活，在她看来，那个“梅艳芳”也已经死了。
于是，她把自己留在了赌桌上，赌那个“也许不会复发”的微小概率。
遗憾的是，到了2003年，命运收回了所有的侥幸。
癌细胞如同决堤的洪水，在她的体内肆意蔓延，肝功能急剧衰竭。
医生劝她必须停工休息，可她却以一种淡然的微笑拒绝了，那是她早已预料到的结局，她要在倒下之前，完成最后一次盛大的谢幕。
那时候她随身携带的精致口红盒里，装的早已不是用来修饰容颜的唇膏，而是一粒粒强效止痛药。
剧痛来袭时，她就躲进后台阴暗的角落吞下两粒，等那阵撕裂感稍稍平复，又整理好表情，若无其事地走向聚光灯。
她头上戴着那顶镶满珠翠的凤冠，重达八斤，而底下的头皮因为高强度的放疗早已溃烂渗水。
那每一秒的压迫，都像是有人在伤口上撒盐火烧。
她身后拖着六米长的白色婚纱，看起来唯美圣洁，实际上她的双腿双脚此时已因为神经压迫而严重麻木，站在舞台上时，她甚至感觉不到脚底板是否触到了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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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那首排练了无数次的《夕阳之歌》，在彩排时也曾让她陷入窒息。
唱到中途，呼吸道仿佛被人掐住，空气瞬间稀薄，她死死抓住麦克风架子才没让自己倒下。
那是与晕厥肉搏的半分钟，可等她缓过那一口气，回头给乐队的第一句话依然是笑着的：“再来一次。”
为了这最后的舞台，她甚至拒绝了团队降调的建议。
哪怕每一句歌词都要在这个残破的身体里经过剧烈的深呼吸才能顶出来，她也要把最原汁原味的声音留给人间。
那是她对自己职业生涯最后的死守——要么不唱，要唱就必须是那个骄傲的女皇。
回到病房的她，虚弱得连抬起手腕的力气都没有。
那一刻，她不再是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天后，更像是一个刚考完试、等待家长批阅试卷的小女孩。
她躺在床上，用极轻的声音问那位见证了她整个挣扎过程的医生：“我唱得好不好？”
得到医生那个肯定的答案时，她整个人像是一根绷紧了许久的弦，终于松弛了下来。
12月30日的那个凌晨，她走得很安静。
在那之前的日日夜夜里，她从未抱怨过哪怕一句疼痛，也没有对当年的那个选择流露出半点悔意。
甚至连离开时穿的衣服，她都早已嘱咐好，要绣上一朵她最爱的牡丹花。
信息来源：中国日报网《梅艳芳离世3年星光永留 歌迷:希望她过得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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