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生命力顽强，性格却极为固执。他非常讲原则，尤其反感贿赂。据说有人给周恩来送礼，周恩来会收下礼物但付钱买回；但若有人试图给罗瑞卿送礼，他不仅会退回礼物，还会严肃处理送礼者。正因为他过于较真、原则严明，毛泽东在延安与他同住时，特地到他住处写下“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两句话，委婉劝他不要过于苛刻。然而，罗瑞卿并未采纳这番忠告，导致文革时期遭受重创，不仅受尽屈辱，还落下残疾。
幸运的是，在毛泽东的保护下，罗瑞卿未遭更大灾难。他对毛主席一直心存感激。毛泽东去世时，罗瑞卿刚刚能够站立，前往吊唁时，他坚持不让儿子扶持，独自一步步走到遗体旁，久久凝视着毛泽东的遗容，思绪翻涌，泪如雨下，像个孩子般哭泣。
文革结束后，国家急需人才，罗瑞卿重新被赋予重任。尽管每日公务繁重，但因腿脚不便，他下基层调查研究时只能依靠轮椅。访问国防工事或复杂地形时，更需要同志们抬着他移动。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的他，极不愿成为他人的负担。每次被抬走时，他既感激又愧疚，内心默默期盼：“什么时候我能像正常人那样站立行走呢？”
1977年，党组织特邀德国医生为他安装了更轻便、性能更佳的假肢。这两位医生告诉他，还可以安装人造股肢，改善左腿功能。听到这消息，罗瑞卿喜出望外，仿佛重获新生。他积极联系西德专家，收集治疗资料，越了解越充满希望。
1978年6月，准备充分的罗瑞卿决定启程前往西德治疗。临行前，他满怀激动地说：“我一定要治好腿，回来后就把拐杖扔掉！”7月18日8时，罗瑞卿和随行的十人团队踏上了赴德之路。
8月1日，罗瑞卿住进了德国海德堡的骨科医院。到达之前，他以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份，观察着异国的社会现实。他注意到，尽管这里文明高度发达，但阶级差距依然明显，科学文化被资本垄断集团掌控，令他感叹：“没有革命，没有改变所有制，这种状况是根本无法改变的。”越是感受到祖国建设的紧迫性，他越是渴望治愈旧伤，回国贡献力量。
入院当天，妻子郝治平在德国大使张彤的陪伴下前来探望。郝治平是个注重仪式感的女人，特地带来一束鲜花，两人还在病房合影留念。那天，罗瑞卿心情非常好，对次日的手术没有丝毫犹豫。
夫妻二人谈话至深夜，郝治平不舍离开。罗瑞卿催促她休息后，她才依依不舍地告别。8月2日早晨7点，罗瑞卿被推入手术室。五小时后，医院传来捷报：手术非常成功。
紧张等待消息的郝治平听闻喜讯，激动得掩面哭泣，急切想见丈夫，却被医生阻止。医生解释，刚做完手术的病人易感染，需要严格隔离。直到傍晚，医院再次传来好消息：“罗瑞卿已苏醒，还用英语向医生们道了晚安，感谢大家。”听到这话，郝治平心中稍感安慰。
当天晚些时候，罗瑞卿从麻醉中醒来，医生告诉他手术十分顺利，他激动不已，沉浸在即将“重新行走”的美好憧憬中。医生小心地活动他的左腿，表示第二天就能下床。听闻此言，他满意地笑了。
虽然两人都满怀喜悦，但郝治平因未见丈夫仍心怀忐忑，不断自我安慰：“不会有事的，很快就能见面，一切都会好起来！”可越是自我劝慰，内心越焦虑，她不断搓揉双手，试图平复紧张情绪。
夜深至午夜十二点，医院仍未通知她见罗瑞卿，郝治平更加忧虑，心想：“会不会发生了什么意外？”周围的人察觉她紧张，劝她先回旅馆休息。
刚躺下，电话铃声骤响，随后门外敲门声接连响起。郝治平心生不祥预感，急忙赶往医院。到达时，却已是悲痛时刻——罗瑞卿在凌晨2点40分因手术引发心肌梗塞突发去世，北京时间上午9点40分，终年72岁。
噩耗传回北京，震惊全国。邓小平闻讯长叹：“太不幸了，太不幸了！”这声叹息饱含对战友逝去的悲痛，也蕴含国家关键时刻失去栋梁的惋惜。
罗瑞卿的战友们如肖华、杨勇、张爱萍等得知消息，皆难以接受这惨痛事实，纷纷痛哭并撰写悼词以示哀思。张爱萍在《痛悼罗瑞卿同志》中写道：
“曾忆长征险阻多，闽候未忘养沉疴。
万物逆旅沧桑变，百代过客如穿梭。
哀音忽传震海内，泪洒长城齐枕戈。
前驱辞世留重任，后继安知畏风波。”
罗瑞卿文革时被迫害致残，文革后为治残疾而失去生命，这样的结局令人无限唏嘘。如果毛泽东仍在，恐怕也会感慨：“那个被阎王爷点名未去的人，终究还是去了。”不过，值得慰藉的是，他走时已实现了腿部的治疗。
8月5日，罗瑞卿的遗体由专机运回北京。8月12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天，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及外交部均降半旗致哀。此等隆重仪式，是对他革命一生、战斗一生的最高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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